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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如何评价《大国大城》这本书?
《大国大城》是陆铭教授的一部力作，旨在深入探讨如何通过优化经济政策促进中国经济效率的提升，进而推动国民收入水平的持续增长。书中的核心观点围绕几个关键假设展开，虽然细节难以详述，但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。
首先，全球各国经济发展的规律普遍适用，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完全逃脱或对抗这一规律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不匹配会导致生产力的滞后，进而引发生产关系的剧烈变化。其次，人口与产业并非均匀分布，而是遵循二八定律，即大部分人口和产业集中于少数大城市。在发达国家中，这一现象更为显著。第三，全国范围内实现市场的自由流动，资本和劳动力的高效配置，对于提高经济效率至关重要，有助于不同地区人均GDP的趋同，促进区域间的经济平衡与协调。
基于以上假设，书中提出了几条推论，旨在指导政策制定者顺应经济规律，避免逆经济趋势行事。政策应正视人口与产业向大城市聚集的现实，而非通过户籍、社保、教育等措施人为抑制这一自然趋势。各省份应根据自身优势发展产业，避免一刀切的政策，如全国统一发展光伏或云计算。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是实现地区间分工与合作的基础，不同地区应形成经济上的相互依赖，以保持国家统一和市场整合。
书中还强调了警惕“资本深化过度”的风险。在存在严重资源错配的经济中，过度依赖资本密集型生产技术可能导致经济增长效率低下。中国单位经济增长带来的就业增长比例相对较低，尤其是与第二、三产业相比，单位GDP增长所创造的就业率远低于其他国家，如越南、巴西、马来西亚和墨西哥等。
此外，书中提及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制度性障碍，如户籍制度对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限制，导致城市化推进生产而非同步推进消费。农村剩余劳动力难以释放，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，成为农民工进城工资的参照系，长期维持较低水平。这不仅制约了消费增长，也影响了城市化进程。通过消除户籍制度等限制，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，可以有效减少地区间差距。
书中还讨论了土地使用权的市场化问题，强调应通过市场机制而非政府行政手段，实现土地使用权的合理补偿与交易。农民在放弃土地时，应确保自愿、就业保障、土地定价市场化等基本前提得到满足，避免因制度性剥夺而损害农民权益。
针对城市化动力与政策的讨论，书中指出城市化进程受阻而非过度，并非基于现有政策下的结果来反对改革。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往往与制度扭曲有关，而非城市化本身。例如，农村居民进城意愿的低比例并不能说明城市化动力消失，而是当前制度环境下的反映。通过改革，逐步释放农村劳动力，可以激发更强大的城市化动力。
书中还强调了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，指出在人口规模超预期增长的情况下，应科学预测人口趋势，合理调整城市规划与公共服务供给。避免因供给不足导致的问题，而应通过增加供给来满足需求，而非通过控制人口来限制需求。
最后，书中提出了一种观点，即政府的角色应是弥补市场不足，而非与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相悖。在讨论市场与政府作用时，应基于事实与数据，而非无根据的自信或理论偏见。
综上所述，《大国大城》不仅探讨了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，更深入剖析了中国在经济转型与城市化进程中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。通过理解并遵循经济规律，中国可以更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，实现更均衡、更可持续的发展。
二、《大国大城》
做好产品设计，不仅需要良好的数理逻辑，更需要历史学般的逻辑思维，因为城市规划与国家发展方向是更高层面的顶层设计。《大国大城》一书在逻辑推论上给予我较强的感知。然而，书中存在重复论证，整体框架不够清晰。接下来，我将以问答的形式，探讨陆老师对中国城市问题的见解。
上海的出租车司机提出了一个问题：外地人是否过多？
陆老师回答，外地人对上海的养老金有着重大贡献，没有他们，缺口巨大。
随后，司机质疑外地人带来的交通拥堵、教育和医疗资源不足、生活成本提高以及犯罪问题。对此，陆老师解释，地铁的建设可以缓解交通问题，市中心房价高导致的远郊居住则影响了教育和医疗资源的分配。生活成本高是因为对低端技能劳动者数量的限制，而户籍政策倾向于引进高端人才和特殊工种，导致服务业人员短缺。犯罪问题则与农民工是否融入城市紧密相关。
司机提出让外地人融入大城市需要高成本的观点，陆老师回应，外地人的城市化成本被高估，他们的贡献被低估。高估的成本包括公共服务的规模效应、农民工放弃农村公共服务、公共成本与个人成本的区分等。低估的收益包括农民工的收入增长对消费的拉动、消除城市隔阂、降低社会治安成本等。
关于外地人住处问题，陆老师指出廉租房建设量大，但覆盖往往只针对户籍人口，这需要改进。廉租房旨在缩小城市常驻人口的福利差距。
面对资金来源的疑问，陆老师强调不能搞基础设施建设时有钱，做公共服务时说没钱。引入农民宅基地建设用地指标的市场价转让，可以生成增值收益，成为农民进城的资源。
对于城市化是否过度的问题，陆老师指出，发达国家人口集聚程度更高，纽约、东京是典型例子。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并未减缓东京都市圈的人口增长。经济集聚与人口集聚未同步是中国的问题。
关于农村问题，陆老师解释农业规模经营未能实现的原因是农村人口过多，协调成本上升，统一行动和管理困难。这导致生产效率低下，人们赚不到钱。通过制度调整，实现自由移民，农村人口会返回城市工作。
面对大城市虹吸效应，人口流向东部沿海，西部和东北地区受到影响。陆老师指出，人口流出并非可怕，美国人口高度集中于小部分地区。东北经济正增长，人均GDP跑赢全国，人口流出原因是国际贸易伙伴和外资来源的变化。
关于行政补贴问题，陆老师指出，行政配置资源与人口流向相悖，可能导致中西部投资过剩，带来财政负担。避免全国产业同构，避免一哄而上，是关键。
对于中西部的定位，陆老师强调应明确分工，互相协作，避免短视的产业同构，减轻地方债务，从国家角度考虑公共利益。
最后，陆老师解释，中央的救助并非总是可行，中国统一财政的优势可避免主权债务危机，但过度救助会导致税收或通胀，最终由全国民众负担。因此，从国家整体角度考虑公共利益至关重要。
通过问答，我们从出租车司机的问题出发，探讨了两个关键词：“大城市”和“大国”。《大国大城》的论述逻辑是从欧洲一体化的挑战出发，强调我国的统一优势，呼吁各级政府打破本地思维，关注公共利益。本书上篇“大国”强调打破本地思维的重要性，反对限制人口流动和全国性产业同构。下篇“大城”则聚焦于通过人口和土地同步城市化来解决大城市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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